Engineer, writer, and lifelong learner exploring how growth compounds through AI, reading, reflection, and real-world practice.
Building Human Capital ETF and writing The Worker Investor.
Engineer, writer, and lifelong learner exploring how growth compounds through AI, reading, reflection, and real-world practice.
Building Human Capital ETF and writing The Worker Investor.
——《The Worker Investor》关于 Money、Capital、Agency 与 Optional Work 的第一性原理 在《The Worker Investor》的前半部分,我们讨论 ETF、SPY、QQQ、指数投资,也讨论一个普通劳动者如何把工资的一部分转化为 Financial Capital。表面看,这和许多“定投、复利、财富自由”的内容没有太大区别:努力工作,提高储蓄率,买入指数基金,然后等待时间发挥作用。 但如果这本书只告诉一个普通人“找到一个长期上涨的指数,然后坚持买下去”,它就绕开了更重要的问题。 指数投资回答的是:已经赚到的钱,应该怎样保存和配置? 它没有回答:那个负责赚钱、判断、学习、创造和行动的人,应该怎样成长?当他积累了资本以后,又应该怎样生活? 所以,The Worker Investor 必须同时管理两个 Portfolio:Financial Capital Portfolio 与 Human Capital Portfolio。前者管理已经积累的财富,后者管理那个能够继续创造财富、作品、机会与现实变化的人。 沿着这个问题继续往下走,我们会遇到一个比“如何投资”更根本的问题:钱究竟是什么,资本究竟是什么,我们又为什么要积累资本? 我的答案是:资本不是为了让人停止工作,而是为了让人有权选择工作。 ...
——AI 时代真正值得投资的,不是某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 skill,而是一套能够从具体问题上升到抽象模型,再借助 AI 返回现实、构造系统并获得 ownership 的能力。 在 2026 年的 Y Combinator Startup School 上,Alexandr Wang 被问到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当 AI 已经能够写代码,年轻人还需要学习 Computer Science 吗?还需要数学、编程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 technical skills 吗? 他的回答值得注意。他没有说“代码永远重要”,而是说,systematic and rigorous thinking 仍然非常重要,只不过 abstraction layer 正在不断上移。以前工程师直接写代码,再组织代码形成软件;后来需要组织人形成公司;现在开始组织 agents;未来的问题,可能是如何让百万、甚至更大规模的 agents 有效协作。工具变化了,操作对象变化了,但 systems thinking 并没有消失。1 这句话实际上重新定义了“AI 时代到底应该学什么”。 我们可能一直在问一个层级太低的问题: Which skill should I learn? 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 At what abstraction layer should I learn to operate? 以及:当 AI 不断把执行层自动化以后,我怎样仍然能够理解 reality、定义 problem、构造 model、build system,并最终 capture the value? Alexandr Wang 自己的成长经历,恰好提供了一个极端、但很有解释力的案例。 ...
——从 Cognitive Offloading 到 Cognitive Sovereignty,从 Human Capital 到 Future Optionality 最近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件事:我已经把相当一部分认知活动 offload 给了 AI。 遇到一个陌生的技术问题,我不再先找一本书从第一页开始读;想理解一个概念,我会直接和模型讨论;需要写代码,我往往先描述问题,让 AI 帮我拆解、生成、调试和迭代;遇到一个模糊的思想,我也会不断提问、反驳、重新抽象,直到一个相对完整的 concept 慢慢浮现出来。 从一个非常现实的角度看,这几乎是无可挑剔的策略。人的时间有限。如果一个 frontier model 能在几十秒内帮助我完成过去需要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周的信息检索、结构化、编程和推理,那么主动拒绝它,某种程度上反而是在浪费最稀缺的资产——时间。 过去一年多,我也确实因此得到了很多以前很难独立完成的东西。我可能没有记住某个 Python class 的全部写法,没有熟练掌握某个 framework 中几十个 API 的具体参数,但我逐渐知道了一个软件系统可以怎样被拆开,一个问题怎样被建模,AI testing 可以怎样做,一个项目怎样从 idea 走向 implementation,一个陌生领域应该从什么地方切进去。 甚至包括 The Worker Investor、Human Capital ETF 和 Compounding Yourself 这些概念,也不是某一天凭空出现的。它们往往来自一次次漫长的对话: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一个词和另一个词发生组合,一块原本孤立的认知被放进新的结构里,最后慢慢长成一个 system。如果没有 AI,我很可能不会以如此低的摩擦成本完成这些探索。 但问题也恰恰从这里开始。因为有一天你会突然问自己:如果今天 AI 消失了,我到底还剩下什么? ...
——从 Sphinx 到 Transformer,技术不断结束旧任务,也不断打开新的前沿 很多年前,我在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里读到语音识别准确率的问题。 当时,语音识别在我眼里像一条从低准确率通往高准确率的进度条。技术还不成熟,研究者继续训练模型、修正错误,直到它足够好用。沿着这条直线想下去,一项技术终究会抵达终点:模型被训练完成,能力被封装成产品,普通人只需调用,研究者便可以转向下一件事。 多年以后,语音识别进入手机、汽车、会议软件、字幕系统和 AI 产品,这条进度条却没有停下。研究组、资本、数据和计算资源仍在持续进入同一个领域。准确率继续提高,使用场景继续扩张,原来封闭的问题又在新的语言、设备、成本和风险条件下重新打开。 这种延续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拒绝承认问题已经解决,而是因为现实中的 solved 从来不是一个脱离条件的终点。它只是某一种 formulation 在某一组 assumptions 下变得足够可用。技术把一个答案固定下来,Reality 随后改变边界,迫使人类重新描述任务。 这条从 Sphinx 延伸到 Transformer 的历史还包含另一层变化。一个通用解法出现以后,它不只会提高性能,也会压缩此前需要大量人类劳动完成的工作,改变研究共同体的资源流向,并重新定价个人已经积累的知识。技术结束旧任务的同时,也把文明和个人推向不同的新位置。 ...
——从 “The Map Is Not the Territory” 到 The Worker Investor 当生成式 AI 把制造 representation 的边际成本推近于零,知识系统真正的瓶颈就不再只是“缺少更多内容”,而是如何持续从 Reality 获得新信息,并把一个 worker 的现实经验转成能够长期存在、可以拥有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