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Creative Monopoly 到一个人的第二张资产负债表

——我为什么提出 The Worker Investor 与 Human Capital ETF 最近,我在 Twitter 上读到一位创作者重读《从0到1》后的笔记。原帖只是触发器;真正留在我脑中的,是书里几个彼此相连的问题:人能否用明确计划塑造未来,而不是把未来当成彩票?为什么新项目应当从一个足够小的市场开始?什么尚未成为共识、却可以被证据检验的“秘密”值得追寻?为什么产品之外还必须重视销售与分发?1 这些问题表面上属于创业,真正击中我的却不是“我要不要创办公司”,而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一个人能否主动设计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只在别人设计好的结构中提高执行效率? Peter Thiel 把创业公司理解为围绕一项明确计划组织起来、并有机会主动设计未来的一群人。许多 worker 的日常处境则不同:我们负责完成任务,却很少决定任务为何存在;我们参与项目,却通常不拥有项目的最终方向;我们创造价值,却主要获得当期工资;我们不断提高生产率,却未必能把生产率的增长保存为自己的长期资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0到1》并不只属于创业者。它迫使我重新思考:我的职业究竟在累积什么? 我后来把答案拆成两个相互嵌套的框架:The Worker Investor 是普通劳动者保存劳动成果、建立资产与选择权的身份和方向;Human Capital ETF 是其中用 Core、Growth、Distribution 和 Meta 配置时间、精力与能力的内部方法。前者主要回答“劳动结束以后留下什么”,后者主要回答“怎样配置那个持续产生劳动成果的人”。 一、一个越来越高效、却不必然更安全的 worker 现代职场最矛盾的地方在于,worker 拥有了比过去更强的工具,却不一定因此拥有更稳固的位置。自动化、数字化和 AI 提高了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量,但效率增长不会自动转化为个人收入、时间自由或长期所有权。 国际劳工组织 2026 年发布的十年回顾显示,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从 2015 年的 53.0% 降至 2025 年的 52.6%。这不意味着每一名 worker 的绝对收入都下降,也不能用来衡量某个人的具体贡献;它说明的是,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功能性分配中,流向劳动的相对份额在这十年里略有下降。2 AI 可能进一步改变这种分配,但方向并不单一。一篇 IMF 工作论文使用英国家庭数据和任务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如果 AI 替代高收入岗位中的任务,工资差距可能缩小;如果 AI 与高收入劳动高度互补,较高收入者的生产率和劳动收入反而可能增长得更快。与此同时,在模型中,AI 带来的资本需求和资本回报上升,会因为资产持有本来就高度集中而扩大财富差距。换言之,AI 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取决于替代与互补的强弱,对财富差距的影响则与谁拥有资本密切相关。3 于是,一个 worker 可能出现一种奇怪的处境。假设他借助 AI 完成了过去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他并不会自动获得两倍工资或一半工作时间,反而可能迎来更高的产出标准。工具增强了 worker,却不一定增强 worker 对增强结果的所有权。 技能组合也在持续重组。世界经济论坛《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5》的雇主调查显示,受访雇主平均预计,到 2030 年,worker 现有技能组合中 39% 将发生转变或变得过时。这是企业对未来五年的预期,不是已经观察到的统一折旧率,但它仍然说明:仅靠一次教育形成的能力组合,很难覆盖完整职业生涯。4 ...

July 17, 2026 · 14 min · Qiaomai

当问题不再是原来的问题:一个普通 Worker 如何通过认知变换进入新的世界

面对大约一年的金融投资亏损,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与大多数投资者并没有区别:怎样把亏掉的钱赚回来?是继续持有,等待市场反转;是趁价格下跌追加仓位;还是研究更多公司,寻找下一项能够弥补损失的投资?这些问题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它们并不是由亏损这个事实自动产生的,而是由一套既定框架产生的:既然损失发生在金融市场,补偿也必须发生在金融市场;既然过去投入了时间和金钱,就应当继续留在原来的赛场;既然退出意味着承认判断错误,就应该尽可能证明过去的自己最终是对的。 后来,我开始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以同一种形式,把这笔亏损赚回来? 我真正想获得的究竟是账户回本,还是长期资产、所有权与未来选择权?如果我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证明自己能够预测市场,而是让今天积累的价值能够进入未来,那么金融投资是否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众多工具之一?写作、专业能力、技术工具、个人网站、内容渠道和长期作品,能不能同样构成资产?当我开始这样提问时,亏损并没有消失,但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问题。 这可能就是人与人面对同一种困境,最终却进入不同世界的原因:困难本身不会自动使人成长,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是他最终学会了提出什么问题。 一、我们常常不是找不到答案,而是被原来的问题困住了 人们通常把问题看作一种中性的存在,仿佛它只是对现实的客观描述。事实上,每一个问题都预先规定了一部分答案。当一个人问“我怎样才能在公司里得到更高的工资”时,他默认的解决空间是提高绩效、争取晋升、切换岗位或者更换公司;但如果他问“我怎样才能让今天的劳动在工资支付之后仍然产生价值”,写作、知识沉淀、工具开发、作品建设、股权和独立渠道才会进入视野。前一个问题研究的是组织如何提高对我的定价,后一个问题则开始研究:除了接受外部定价,我能否形成某种自己拥有的东西? 这并不意味着第二个问题必然比第一个问题高尚。工资增长对普通人非常重要,主业现金流也是其他尝试能够持续的前提。真正重要的是意识到:问题不是现实本身,问题只是我们对现实的一次切割。 不同的切割方式会突出不同变量,也会隐去不同可能。 例如,投资亏损可以被描述为“我选错了一只股票”,于是行动重点是改善选股;也可以被描述为“我的仓位与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于是行动重点变成资产配置;还可以被描述为“我把过多时间投入了一个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于是需要比较金融研究与职业成长、写作、技术开发之间的机会成本;进一步,它还可以被描述为“我过去对资本的定义过于狭窄,只看到了可以交易的金融资本,却没有看到能力、作品、渠道和判断力”。 这些解释未必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它们更像从不同高度绘制的地图:比例尺越大,局部细节越清楚;比例尺越小,结构关系越完整。问题意识不是永远追求更宏大的解释,而是知道自己正在使用哪一张地图,以及这张地图遗漏了什么。 所以,当一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时,我们或许不应立刻问:“我怎样才能更加努力?”我们可以先问:“我现在努力回答的,究竟是谁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默认了什么目标、什么身份和什么赛场?” 二、所谓“Transformer 式的动作”,不是积极思考,而是重新表征问题 我愿意借用 Transformer 作为一种认知隐喻,但必须说明:人的思考当然不等同于人工神经网络。这个隐喻有价值,是因为 Transformer 的关键并不是把序列中的元素彼此隔离,而是在上下文中重新计算它们之间的关系。2017 年的《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提出了以注意力机制取代循环与卷积的 Transformer 架构:它通过自注意力直接建模序列中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并用位置编码保留顺序信息。1 类似地,真正的视角转换也不是给同一个事实换一种更乐观的说法,而是改变事实之间的关系、重要性和解释位置。一次亏损放在“账户回本”的上下文中,注意力会集中在买入价格、当前价格和未来反弹;放在“个人资本配置”的上下文中,注意力会转向本金规模、职业阶段、时间成本、风险暴露、知识优势和替代机会;放在 The Worker Investor 的上下文中,问题又会变成:一个依赖工资的普通人,应该如何同时配置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能够形成所有权的作品资产? 因此,一次真正的认知变换通常会改变五件事。它会改变分析单位:从一只股票扩展到一个人的全部资本;改变参考系:从买入价与现价的比较,转向不同资源配置之间的机会成本;改变时间尺度:从什么时候回本,转向五年或十年以后什么仍然存在;改变目标函数:从证明过去的判断正确,转向扩大所有权、选择权与抗风险能力;改变行动者身份:从一个寻找优质资产的人,转变为一个既能购买资产、也能创造资产的人。 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换个角度,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当然不是。视角转换不能取消损失,也不能代替专业能力。它真正提供的是一种新的搜索空间:旧框架下没有资格成为答案的事物,在新框架中开始变得可见。 三、为什么同样面对亏损,有人坚持,有人退出,有人重新创造? 我们很容易把不同选择解释为性格差异:有人坚强,有人脆弱;有人理性,有人冲动。但这种解释过于简单。面对同一笔亏损,继续持有可能是长期纪律,也可能是沉没成本;退出可能是清醒止损,也可能是无法忍受波动;转向写作和投资自己可能是发现了更高回报的路径,也可能只是用一套更漂亮的语言逃避投资复盘。外在动作本身不能证明一个人的选择是否正确。 真正需要问的是:他究竟在保护什么,又在建设什么? 当投资与自我认同深度绑定时,账户下跌就不只是资产表现不佳,而会变成对人格与判断力的质疑:如果我现在卖出,是否说明我不够聪明?如果这只股票最终上涨,我是否会后悔没有坚持?如果我承认判断错误,过去的研究、时间和损失是否全部失去意义?前景理论把许多风险选择描述为相对于参考点的收益与损失评估,而不只是依据最终财富水平;同一结果的不同表述框架也可能改变选择。这一理论为多种偏离期望效用理论预测的行为提供了描述性解释。2 于是,加仓可能包含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一种是重新分析企业、估值和风险之后,仍然认为当前预期回报值得扩大仓位;另一种则是因为不能承受“过去的我可能错了”,用更多资金维护旧叙事。前者是资本配置,后者是自尊保卫战。区分二者,有一个简单而残酷的问题:假如我从未持有这项资产,今天仅根据现有信息,我还会以当前仓位买入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过去的投入很可能正在替未来作决定。 我之所以能够较快转向,并不意味着我天然比别人更理性。一个更实际的原因是,金融投资并不是我唯一能够确认自我价值的身份。我还是工程师、阅读者、写作者、学习者和技术实践者。这些身份当时并不成熟,却为注意力和资源提供了其他去向。如果一个人只有一种身份,某个领域的失败就容易扩散为整体失败;如果他拥有若干能够相互支持的能力与项目,一个仓位的失效便可能触发再平衡,而不是摧毁整个组合。 但身份多元也不是越多越好。一个人今天学编程,明天做视频,后天研究投资,每件事都只停留在开始阶段,这不是组合,而是碎片。真正有价值的多元身份必须围绕某个更高层的问题逐渐汇聚。对我而言,工程训练、金融投资、阅读、写作、AI 和内容创作最终开始指向同一个问题:普通人如何配置自己的时间、能力与资产,使今天的劳动不在发薪日以后归零? 四、历史上的重要突破,往往不是回答得更好,而是把默认前提变成研究对象 达尔文一开始面对的,也是当时许多人共同面对的自然史材料: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物种,化石与现存生物之间有相似之处,岛屿生物又具有特殊差异。真正发生转变的地方,是他逐渐不再把物种视为静止不变的本质,而把“物种是否会发生转变”作为工作假设,并开始收集能够解释这种变化的证据。到 1837 年 3 月中旬,达尔文已把物种可变视为工作假设,并在 1837 年 4 月至 1838 年 9 月间写满数本笔记;1838 年 9 月阅读马尔萨斯后,他获得了解释物种变化的关键因果机制。3 问题由此从“每一种生物为什么具有固定形式”,变成“个体差异如何在种群、环境与漫长时间中累积”。他没有只是发现更多物种,而是改变了研究生命的基本单位与时间尺度。 这给普通人的启发是什么?当我们问“我是不是一个不适合投资的人”时,我们把自己理解为一个具有固定本质的对象;但如果换成演化视角,问题会变成:这次环境淘汰了我的哪些判断?哪些能力应当保留?哪些策略需要变异?我怎样通过一系列成本可控的实验,让自己的能力组合逐渐适应更大的世界?失败不再是对人格的最终判决,而是一种选择压力。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完成的是另一种转换。面对现实中大量不符合传统经济学理性模型的行为,他们没有停留在“人为什么总是犯错”,而是追问:会不会是原来的模型没有真正描述人如何判断与选择?由此,偏差不再只是需要被谴责的缺陷,而成为具有规律、可以研究的认知机制。2 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只研究外部对象,也需要研究作为决策者的自己。金融市场不仅检验我是否看懂了公司,还会暴露我如何对待损失、如何选择参考点、如何保护身份,以及是否会把希望误认为概率。 Intel 的案例更接近这篇文章的核心:组织同样会被原来的问题困住。1968 年,戈登·摩尔和罗伯特·诺伊斯创办 Intel 时,半导体存储器不是产品组合中的普通一项,而几乎就是公司对“我们是谁”的回答。1970 年推出的 1103 DRAM 推动半导体存储器取代磁芯存储,并在次年成为当时全球销量最大的半导体器件。存储器由此承载了 Intel 的创业历史、工程荣誉和组织身份。要求 Intel 离开 DRAM,不像关闭一条表现不佳的产品线,更像承认:曾经创造自己的那项能力,已经不能继续定义自己的未来。4 ...

July 16, 2026 · 17 min · Qiaomai

让今天的劳动继续参与未来:复利如何成为现代人的时间观

今天谈到复利,人们通常会想到股票、指数基金、养老金,以及那条最常见的指数增长曲线。复利被描述为长期投资的奖励,也被包装成一种简单的人生智慧:只要开始得足够早,坚持得足够久,时间就会帮助我们积累财富。 但复利并不是从证券市场开始的。它最初也不是一套帮助普通人实现财富自由的方法。恰恰相反,人类最先感受到复利力量的地方,很可能是债务。它首先回答的问题不是“我的资产将来会增长到多少”,而是:如果一笔债务没有被偿还,它会随着时间增长到多少? 从古代的谷物和牲畜借贷,到中世纪商人的账簿,再到年金、保险、企业估值和指数基金,复利经历了漫长的观念演变。它逐渐从一项债务计算技术,发展成现代金融的基础语言,最后又被扩展为一种关于学习、能力、作品和人生选择的隐喻。复利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人类如何把时间纳入价值计算的历史。 一、在人类学会投资以前,已经开始计算债务 在现代货币出现之前,人们借出的通常不是纸币和账户余额,而是谷物、种子、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借出一袋种子,经过耕作以后可能收获更多粮食;借出一头牲畜,牲畜可能繁殖出幼崽。因此,在一些古代社会的观念中,利息并不只是一个抽象数字,它可以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在一段时间之后产生的“后代”。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利息是否合法”在古代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牲畜和土地可以生产新的财富,但货币本身会不会生产?如果货币只是一种交换媒介,那么一个人为什么可以仅仅因为暂时让渡了货币的使用权,就要求得到更多货币?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许多宗教思想家都曾对这种“钱生钱”的现象保持警惕。中世纪基督教传统长期反对以确定收益为目的的放贷,但如果资金提供者共同承担商业风险,利润分配通常更容易被接受。这一区别已经隐约包含了现代金融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风险承担者可以获得回报,但仅仅利用债务人的困境获取确定收益,可能产生严重的道德问题。12 古代社会对复利的警惕并非毫无理由。当债务无法按时偿还,利息又不断进入本金时,债务会以非线性的方式扩大。对于缺乏储蓄、收入不稳定的借款者来说,时间并不会带来财富,反而会不断削弱其土地、劳动和未来收入。 因此,复利从一开始就拥有两张面孔。对于债权人,它意味着资产增长;对于债务人,它意味着义务扩大。对于拥有生产性资产的人,时间可能成为盟友;对于背负高成本债务的人,时间也可能成为对手。时间本身既不奖励人,也不惩罚人。它只是放大一个人已经进入的结构。 二、巴比伦人已经发现,时间并不是线性的 现存的一些古巴比伦泥板表明,约在公元前第二个千纪,人们已经能够处理与复合增长相似的问题。其中一类问题是:如果一笔本金按照固定比例逐年增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翻倍?1 这并不意味着巴比伦人已经建立了现代复利理论,但至少说明,古代书吏已经意识到:重复增长不能通过简单加法理解。 如果每年增加的金额始终根据最初本金计算,增长是线性的;如果前一年的新增金额也进入下一年的计算基础,增长就会逐渐加速。这两种结构看起来只相差一个步骤,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观。 单利意味着,每一年都在重复同一件事情。复利意味着,过去发生的结果改变了下一轮的起点。这也是复利最深层的结构:不是单纯的“利息产生利息”,而是结果被保存下来,并重新成为投入。 三、Fibonacci 帮助欧洲人学会比较今天与未来 1202 年,意大利数学家 Leonardo of Pisa——后来被称为 Fibonacci——完成了《Liber Abaci》。今天,人们主要通过斐波那契数列认识他。但这部书实际上并不只讨论兔子繁殖和数字序列。它的大量篇幅服务于商业实践,包括货币兑换、商品定价、合伙利润、贸易套利、利息、几何级数和现金流估值。 更重要的是,Fibonacci 不只研究一笔钱未来能够增长到多少,也开始系统处理相反的问题:如果未来能够收到一笔钱,那么这笔钱今天价值多少?这就是现值分析的核心。3 复利从今天走向未来: FV = PV(1 + r)n 贴现则从未来返回今天: PV = FV / (1 + r)n 两者本质上是同一种时间关系的两个方向。一旦人们接受“未来的一元钱不等于今天的一元钱”,就可以比较原本无法直接比较的交易:一次性付款与分期付款哪一种更有价值?一项年金今天应该卖多少钱?某笔贸易未来的回款,是否足以补偿今天投入的本金?借款利率是否超过了商业活动能够创造的回报? Fibonacci 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若干计算方法,更在于把时间引入商业决策。现代金融中所谓的时间价值、现值、终值和贴现现金流,都可以在这种早期商业数学中找到思想源头。从这一刻开始,复利不再只是债务如何扩大,也开始成为衡量机会的工具。 四、从商人的秘密表格,到可以复制的金融知识 在没有计算器和电子表格的时代,复利计算是一项非常烦琐的工作。如果利率、期限和付款频率稍有变化,就需要反复进行乘方、除法和级数计算。掌握准确的利息表,因此可能成为商人和银行家的竞争优势。 现存最早的一组复利表见于 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 的商业手稿;原作可能形成于约 1340 年,现存抄本写于 1472 年。商人可以通过查表,迅速知道一笔本金按照不同利率持有若干年后将增长到多少。1494 年,Luca Pacioli 在《算术、几何、比例与比例关系大全》中记录了后来被称为“72 法则”的近似方法:用 72 除以年收益率的百分数,可以估算本金翻倍所需的年数。1 例如,按照 6% 的年增长率,翻倍大约需要: 72 ÷ 6 = 12 年 72 法则的意义并不只是简化计算。它把一个抽象的百分比转化成了普通人可以直观理解的时间尺度。6% 不再只是一个数字,而意味着大约十二年的翻倍周期;12% 则意味着大约六年的翻倍周期。人们由此开始用“翻倍需要多久”理解增长,而不只是观察某一年的收益。 ...

July 16, 2026 · 14 min · Qiaomai

当知识成为尾兽:AI 时代,我们真正需要训练的是什么?

——从《火影忍者》的尾兽,到大模型时代的人类能力重构 小时候看《火影忍者》,我一直觉得尾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九大尾兽承载着远超普通个体的查克拉与力量。有人看到它们,只觉得那是无法控制的怪物;真正强大的忍者却会追问:怎样理解这种力量,与它建立关系,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能力? 最近思考 AI 时,我突然意识到,今天的大模型很像《火影忍者》中的尾兽。它把人类文明长期积累的知识,压缩成了一种普通人可以调用的外部智能。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近似“人柱力时代”的阶段:越来越多人可以接触巨大的力量,但拥有力量,并不等于会使用力量。 一、知识一直是人类文明创造的“尾兽” 如果把人类文明看成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那么每一个成熟领域,都像一只尾兽。物理学包含经典力学、电磁理论、热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生命科学连接细胞、遗传、进化、神经与生态;金融涉及货币、银行、市场、资本配置与风险;工程制造则横跨材料、机械结构、自动化、软件和供应链。 这些知识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财富,而是无数代人共同积累的结果。过去真正的障碍,不是知识不存在,而是调用知识的成本很高。一个人需要经过长期教育、阅读、训练和实践,才可能掌握其中一小部分。人的时间、注意力和经验有限,而文明积累的知识早已超过任何个体能够独立容纳的范围。 知识这只“尾兽”一直存在,只是大多数人很难靠近它,更难在需要时迅速调动它。 二、大模型改变的,是人与知识的连接方式 大模型并不是凭空创造知识,也不是一本按照页码保存事实的超级百科全书。它更像是把大量文本、代码和其他资料中的模式压缩成一个可交互的模型,再根据提问生成、重组和连接内容。它可以帮助人发现关系、形成草稿和探索方案,也可能产生错误、遗漏条件,甚至以很自信的方式给出不可靠的答案。 在过去,一个人通常需要先找到书籍和资料,再理解知识、形成能力,最后尝试解决问题。现在,人可以先描述问题,让模型协助检索思路、解释概念、比较方案、生成代码或整理表达。互联网和搜索引擎曾经降低了寻找信息的成本,大模型又进一步降低了初步理解、连接和转化信息的成本。 它没有让学习失去意义,而是改变了学习的重点。人的任务正在从收集零散知识,迁移到建立框架、提出问题、验证结果并把知识用于真实情境。 这仍然像鸣人与九尾的关系。九尾的存在没有自动让鸣人成为强者。他仍然需要理解力量、约束力量,并让它与自己的经验、判断和意志协同。真正属于鸣人的,不是体内存在多少查克拉,而是他最终能够把这些力量用来做什么。 三、拥有尾兽,不等于成为强者 AI 时代一个常见的误区是:“既然 AI 可以回答这么多问题,学习还有什么意义?”这就像认为鸣人体内有九尾,因此不再需要修炼。外部智能提高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上限,却不能替他建立专业基础、理解现实约束,更不能替他承担决定的后果。 工业时代的机器放大了人的体力,计算机时代的软件接管了大量标准化计算与信息处理,现在 AI 又开始参与语言、代码、分析和内容生成。随着常见知识的获取成本下降,以下四种能力会变得更重要: 问题定义能力。 AI 可以回答问题,也可以协助寻找问题,但什么值得解决,取决于人的目标、处境与价值判断。 跨领域连接能力。 单一领域的知识越来越容易调用,真正困难的是把工程、金融、写作、心理学和商业放进同一个现实问题中。 判断与责任。 AI 可以快速生成许多方案,却无法替人决定哪些假设可信、哪些风险不可接受,以及谁来承担结果。 创造与执行。 一个答案只有被测试、修改、交付并接受现实反馈之后,才可能变成价值。生成内容不等于完成创造。 因此,未来人与人的差距,不只在于谁能获得更多答案,而在于谁能形成一个完整闭环:提出值得解决的问题,调用合适的知识,识别错误,把结果用于现实,再从反馈中继续修正。 四、用 Human Capital ETF 训练驾驭外部智能的能力 这也让我重新理解 Human Capital ETF。过去,我们常用学历、技能和工作经验衡量人力资本;AI 时代,一个人的竞争力更像一组需要长期配置和持续再平衡的资产: Core 是健康、现金流、专业能力和基础认知。它决定一个人是否拥有理解问题的底座,以及能否持续行动。 Growth 是学习、AI、编程和跨领域迁移能力。它帮助一个人扩大能力边界,但应该放大 Core,而不是成为逃离专业积累的借口。 Distribution 是写作、表达、社交网络、个人品牌与内容渠道。它把私人的思考和人机协作结果,转化成可以传播、被反馈和长期保存的作品。 Meta 是思考、复盘、时间配置、风险管理和重新平衡的能力。它决定我们为什么使用 AI、把注意力放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应该质疑或停止。 AI 使用能力主要属于 Growth,但它不能孤立存在。没有 Core,模型的输出容易脱离专业约束;没有 Meta,人可能只是更高效地走向错误方向;没有 Distribution,再好的想法也可能停留在一次私人对话里;没有健康和稳定的现金流,长期积累也很难持续。 未来真正有竞争力的人,不一定是拥有最多知识的人,而是能够持续调用外部智能,并把一次次调用沉淀为专业能力、工作成果、作品、关系和长期资产的人。 五、成为自己的“人柱力”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替代一部分旧任务,也会重新划分人和工具的边界。AI 可能重组岗位、改变专业分工,并让一些原本昂贵的能力变得普遍,但它的影响不能只用“是否取代人类”来概括。更直接的变化是,一个普通人能够调动的知识、分析和创造能力正在迅速扩大。 成为 AI 的使用者,不是被动接受它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也不是把目标、判断和责任一并外包。它意味着知道什么时候调用它,什么时候质疑它,什么时候回到现实中验证,以及怎样把结果变成自己的能力和资产。 如果知识是尾兽,那么 AI 正在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近这些尾兽。真正的问题不再只是“我有没有 AI”,而是“我是否有能力与它协作,同时保留自己的判断”。 ...

July 16, 2026 · 5 min · Qiaomai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寂静岭:当工作开始塑造你理解世界的方式

The Worker Investor · Part I · Chapter 3 现代 Worker 的困境:我们卖掉的不只是时间 现代工作买走的,从来不只是劳动合同中标注的八小时。它还可能进一步进入一个人的内心,塑造他的注意力、情绪反应、自我评价,以及他理解他人和世界的方式。一个 worker 长期处在职责不清、边界模糊、持续高压和缺乏恢复的环境中,损失的可能不仅是时间和精力。久而久之,他甚至可能失去一种更隐蔽却更重要的东西:独立解释现实的能力。 当这种变化发生时,工作就不再只是每天需要前往的一个场所,而会逐渐变成一套被内化的认知系统。领导提出一次修改意见,可能被理解为否定;同事获得一次认可,可能被感受为威胁;一次普通的失误,也可能被当成“我没有能力”“我不适合这里”或者“所有人都在针对我”的证据。办公室仍然是原来的办公室,周围的人也未必真的发生了变化,但一个人感受到的世界已经开始变得不同。 这也是“我们卖掉的不只是八小时”这句话更深层的含义。Worker 交付的不仅是某个时间段内的劳动,还可能在长期适应组织的过程中,逐渐交出自己的注意力边界、情绪边界,乃至定义自身价值的权力。如果一个人的收入、身份、价值感和未来可能性都集中在一份工作中,那么这份工作拥有的就不只是他的时间,也开始拥有解释他的权力。 2006 年的电影《寂静岭》,为这种本来不容易被看见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极具表现力的隐喻。在电影结尾,Rose 明明已经找到了女儿 Sharon,也带着她开车离开了那座被灰雾笼罩的小镇。她回到了自己的家,丈夫 Christopher 也站在同一栋房子里,但他们却处在两个彼此重叠、无法相见的世界中。Rose 看似已经离开了寂静岭,实际上却依然生活在由寂静岭延伸出来的灰雾世界里。 这个结尾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只是人物为什么没有回到现实,而是它揭示了一种可能:**一个人即使已经离开了制造痛苦的地方,也可能依然生活在由那段痛苦塑造出来的世界里。**地点可以离开,关系可以中断,工作也可以辞掉,但过去形成的警觉、防御、自我否定和威胁感,未必会随之消失。一个人可能已经离开那家公司,却依然会因为消息提示音而紧张;他可能已经进入周末,却仍然因为没有工作而感到负罪;他可能已经更换领导,却仍然下意识地把每一次反馈理解为危险。 因此,《寂静岭》在这里并不是一部需要被完整解读的电影,而是一面镜子。它把一种现代工作中的隐性后果变得可见:当压力长期得不到处理,它就可能不再只是发生在人的身上,而是逐渐变成人所生活的环境。 电影中的灰雾、铁锈、怪物与黑暗世界,都是 Alessa 所经历的羞辱、迫害、恐惧和仇恨的外化。这些情绪原本只是她内心的体验,但它们不断累积,最终像是拥有了自己的形态、意志和行动能力。Dark Alessa 可以被理解为痛苦与仇恨的人格化。 所谓人格化,就是原本没有人格的事物逐渐获得主体性。焦虑会“告诉”一个人他还不够优秀,恐惧会“命令”一个人保持警惕,仇恨会“要求”一个人完成报复。这些情绪原本没有嘴巴、身体和独立意志,但当它们被持续强化时,就可能逐渐形成自己的声音,反过来决定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理解别人,以及理解整个世界。 现代职场中的 burnout 也可能呈现出相似的变化。一个人最初只是感到疲惫,后来可能变成“我不能停下来”;最初只是担心出错,后来可能变成“任何错误都会证明我没有价值”;最初只是对某个人缺乏信任,后来可能变成“所有人都在争夺资源,没有人真正值得相信”。到这个阶段,情绪已经不再只是短暂的感受,而开始成为一套持续运行的解释系统。 现实中的办公室当然不会真的出现灰雾和怪物,但一个人可能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黑暗森林”。他开始把领导视为威胁,把同事视为竞争者,把合作理解为责任转移,把休息理解为落后,把承认困难理解为暴露弱点。外部现实并没有完全变成敌人,但在他的认知中,越来越多的人和事都被重新编码为风险。 这并不意味着高压工作必然会让一个人变得具有攻击性,也不意味着所有职业倦怠都会发展为对他人或者自己的伤害。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高要求、低控制感、职责模糊、边界缺失和长期恢复不足同时存在时,一个人会越来越容易进入持续防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大脑不断搜索威胁,人的耐心、信任和同理心开始下降,原本中性的事件也更容易被赋予敌意。 一个刚进入职场的新人,最初可能只是想把事情做好。他愿意多承担任务,也希望通过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当“多做一点”逐渐变成没有终点的责任扩张,当积极被视为理所当然,当一个人表现出的能力只为他换来更多工作,而不是更清晰的成长路径,他就可能开始怀疑:是不是只要我表现出能力,别人就会继续把任务推给我?是不是同事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合作,而只是在相互转移责任?是不是任何一次放松,都会成为自己被替代或者被淘汰的理由? 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发生了变化。这个 worker 最初面对的或许只是一套有缺陷的管理系统,但长期生活其中之后,这套系统可能被他内化成了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工作的边界消失了,因为工作已经不再只存在于办公室里,而开始存在于他的警觉、猜测、习惯和自我评价之中。 但问题还不止于工作环境如何进入一个人的内心。现代职场中还存在一个方向相反、却与之同时发生的过程:一方面,焦虑、恐惧和愤怒在 worker 的内心不断获得声音和力量;另一方面,worker 本人却在组织系统中逐渐失去完整的人格,被压缩成岗位、成本、编号和绩效数据。前一种过程可以理解为情绪的“人格化”,后一种过程则可以理解为人的“去人格化”。 在临床心理学中,去人格化可能指一个人感觉自己不像自己,仿佛从外部观察自己的身体和行为;在职业倦怠的语境中,它更多表现为情感上的疏离、冷漠和犬儒化。一个人为了减少持续的情绪消耗,开始降低自己与工作对象之间的情感连接。医生眼中的病人可能逐渐变成床位编号,客服面对的顾客可能变成当天的第几百个工单,项目成员面对的同事也可能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只是流程中的接口、进度表上的责任人,或者妨碍任务完成的变量。 如果继续把这个概念放到组织系统中观察,还可以看到一种更广泛的对象化过程。一个原本拥有经历、情绪、目标、关系和家庭责任的人,在组织中被逐渐压缩为一个岗位、一个 headcount、一项成本或者一组绩效数据。客户被转化为 ticket,项目被转化为节点,员工被转化为 FTE,人的价值被不断翻译成可以比较、计算和替换的指标。 如果说人格化是原本没有人格的东西获得了主体性,那么去人格化就是原本作为主体的人,被降低为一个可以被处理的对象。这两种过程可能同时发生:一个人的焦虑、恐惧和愤怒,在内心越来越像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主体;与此同时,这个人在组织中却越来越像一项资源、一个岗位或者一组可以被管理的数据。情绪在不断主体化,人却在不断对象化。内在世界越来越被情绪主导,外在世界却越来越不把他当作一个完整的人,这构成了现代 worker 身上一种深刻的矛盾。 因此,现代工作真正买走的,可能远远不只是劳动合同中标注的八小时。它还在持续塑造一个人的注意力结构、风险感知、情绪反应、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的价值。工作不仅占用时间,也可能进入人格;不仅消耗体力,也可能改变一个人看待世界的颜色。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即使离开了办公室,也没有真正离开工作。消息提示音仍然会让他紧张,周末的空闲会让他产生负罪感,领导没有回复会让他反复猜测,休假期间也会担心自己是否正在失去竞争力。工作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外部场所,而是被内化成了一套持续运行的解释系统。就像 Rose 已经离开了寂静岭,却依然生活在灰雾世界中,一个人也可能已经下班、离职,甚至更换了工作,却仍然被上一套工作系统塑造出来的反应模式所包围。 这也是《The Worker Investor》必须讨论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把 worker 理解为一个领取工资、完成任务和进行消费的人。Worker 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被工作环境塑造、又需要主动保护自身主体性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全部价值感、收入来源、社会身份和未来可能性,都集中在一份工作之中,那么这份工作就不仅拥有他的劳动时间,也逐渐拥有了定义他的权力。 所谓定义他的权力,并不只是组织能够决定他的薪资、职位或者绩效等级,而是组织的评价开始成为他理解自己的主要依据。一次晋升证明自己有价值,一次绩效下降则像是对整个人的否定;领导的认可使他感到安全,领导的沉默则让他怀疑自己的位置。原本只是组织内部的一套管理工具,最终可能被一个人内化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 从这个角度看,资产的意义也需要被重新理解。资产当然可以提供收入、回报和财务安全,但它的价值并不止于此。资产还可以成为一种认知缓冲器和第二支点。当一个人拥有一定的金融资产,他不必把每一次绩效变化都理解为生存危机;当一个人积累了可迁移的人力资本,他不必把某一个岗位的评价当成对自己全部能力的裁决;当一个人拥有知识资产、作品资产和分发渠道,他就不再只能通过组织内部的职位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金融资产降低生存依赖,人力资本提高迁移能力,知识资产保存经验,作品资产形成长期积累,分发资产建立独立表达,系统资产减少重复劳动。这些资产共同提供的,不只是更多收入,而是一种对时间、风险和身份的重新掌控。它们让一个人逐渐获得能力,不再让单一组织垄断自己对世界的解释权。 因此,Worker Investor 并不是一个“在工作之外炒股的人”,也不是一个急于逃离职场的人。它代表的是一种更完整的主体意识:一个人可以继续工作,也可以从工作中学习、创造并获得价值,但他不会把自己的全部人格交给工作系统。他会把工资的一部分转化为金融资产,把经验的一部分转化为知识资产,把能力的一部分转化为可迁移的人力资本,把表达的一部分转化为作品和分发资产,并逐渐建立起不依赖单一岗位的未来选择权。 ...

July 13, 2026 · 9 min · Qiaom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