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ionality

The Worker Investor 是如何开始的 The Worker Investor，中文名为《工资之外》，首先是一个常识，其次是一种 Mindset。这个常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走出校园、进入社会后的原始身份，不是资本家、企业家或投资者，而是一名 Worker。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将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不断投入技能、劳动，以及生命中最重要且不可再生的生产要素——时间，换取一份名为“工资”的生存资料。这是 Worker 的现实，也是 The Worker Investor 无法回避的现实。 但 The Worker Investor 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区分 Worker 与 Investor，也不只是号召人们面对同一种现实，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它真正试图回答的是：一个普通的 Worker，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 Work？又如何从现有的工作、工资和时间出发，逐渐成为一名 Worker Investor？这个问题不是我坐在书桌前凭空构造出来的。它来自我参加工作第一年经历的两次失败：一次是对时间的配置失败，另一次是对金钱的配置失败。The Worker Investor 的开始，就是我试图重新取回这两种配置权的过程。 从一名被动的 Worker 开始 2025 年 1 月 7 日左右，我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正式参加工作。刚进入职场时，我几乎什么都不懂。面对陌生的软件、流程和任务，我常常每点击几下鼠标，就要停下来询问同事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经过一年多真实项目的训练，我逐渐掌握了完成工作的知识、技能与流程，也从一名不断接受安排的职场新人，成长为一名能够相对独立解决问题的熟练 Worker。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频繁思考一个问题：除了每个月定期获得一份工资，我还能额外留下什么？ 工作当然给了我现金流。它让我能够支付房租、饮食、交通、订阅和日常生活，也让我第一次拥有可以自由配置的收入。但如果工作的全部结果，只是在每个月固定日期收到一笔钱，然后将这笔钱用于消费、储蓄和等待下一次发薪，那么过去一个月投入的时间是否真正改变了下一个月的起点？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工作就很容易退化为一种循环：投入时间，完成任务，获得工资，支付生活成本，然后再次出售下一段时间。在这个循环中，工资是必要的，却未必是充分的。它能够解决当下的生存问题，却不会自动创造未来的选择权。 我并不反对工作，也不认为一个人必须辞职、创业或逃离组织。我反对的，是把重复劳动当成人生的全部，把机械完成任务视为一个人进入社会后的唯一答案。机器可以重复执行指令，但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正在于人能够理解现实、识别问题，并尝试对现实进行持续改造。人不仅能够完成流程，也能够改进流程；不仅能够消耗时间，也能够让过去投入的时间在未来继续产生价值。然而，在工作的第一年，我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第一次失败：时间被消耗，却没有被保存 参加工作后，我首先失去控制的并不是金钱，而是下班后的时间。有些时候，我需要经常加班。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到住处后，身体和注意力已经接近耗尽，很难再进行长期、系统的学习。另一些不加班的晚上，我又会在互联网上漫无目的地探索，在不同的信息、视频、工具、观点和可能性之间不断跳转。 这种探索并非毫无意义。它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也让我接触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物。但它始终是碎片化的。我看过许多内容，却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产生过许多想法，却很少把它们落实为持续项目；试用过许多工具，却没有建立能够长期运行的工作系统；投入了大量时间，却没有留下多少可以被重复调用的作品、能力或方法。一天结束以后，这些探索往往也随之结束。第二天醒来，我又回到几乎相同的起点。 现在回头看，这是我的第一次资产配置失败。我没有把时间配置给真正重要的事情，也没有为自己的时间建立记录、复盘和再平衡机制。时间虽然被使用了，却没有被保存；信息虽然进入了大脑，却没有转化为判断、能力和作品。我曾经以为，只要自己保持好奇、持续探索，就一定是在成长。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没有方向、行动与沉淀的探索，也可能只是另一种注意力消费。如果阅读没有改变判断，学习没有形成能力，能力没有进入项目，项目没有成为作品，那么所谓的成长很容易停留在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 第二次失败：我开始投资，却没有真正成为投资者 拿到工资后，我开始尝试金融投资。这是许多普通 Worker 很自然的一步。工资来自劳动，而投资似乎能够让劳动所得继续增长。相比把钱放在账户里，股票市场向我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只要能够找到优秀的公司，或者抓住未来的增长趋势，资金就可能实现复利。 最初，我配置过指数基金，后来又逐渐购买了一些个股。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判断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也希望证明自己能够找到真正具有增长潜力的公司。但当投资从分散配置转向个股集中之后，我得到的并不是想象中的复利，而是持续而直接的负反馈。我的 IBKR 账户出现了明显浮亏，一些个股仓位一度接近三成亏损。 真正值得反思的，并不只是股价下跌了多少。更重要的问题是：我希望通过判断少数公司的未来获得超额收益，却没有建立与这一目标相匹配的研究能力。我没有长期、系统地阅读财报，没有形成稳定的估值框架，也没有足够的信息优势，更没有投入专业投资者所需要的持续时间。很多时候，我购买的并不是一家经过充分研究的企业，而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我持有的也不只是一只股票，而是自己不愿意承认判断错误的情绪。 我会关注新闻、股价和市场叙事，却未必真正理解公司的商业模式、竞争优势、现金流质量和估值边界。这种行为表面上是在投资，实际上却更接近于用有限信息对不确定未来进行集中下注。这成为了我的第二次资产配置失败。第一次失败中，我错误配置了时间；第二次失败中，我错误配置了工资。更准确地说，我不仅损失了资金，也把大量注意力投入了一个自己并不具备明显优势的领域。市场价格的波动无法由我控制，但它却能够轻易牵动我的情绪。 ETF 教会我的，不只是如何投资金钱 持续的学习、阅读和实际亏损，让我逐渐认识到：对于大多数没有稳定研究体系、信息优势和充足时间的普通投资者而言，减少个股集中，通过低成本 ETF 进行分散配置，并根据风险承受能力定期再平衡，往往是一条更加稳健的路径。ETF 的价值，不只是购买了一篮子股票。它背后是一种资产配置思想：承认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每一个单独资产的未来，不把整个组合重仓押在一个单点判断上，而是通过分散、权重控制和定期再平衡，在保留增长可能性的同时降低单点失败的风险。 但真正改变我的，并不是“以后多买 ETF、少买个股”这个结论。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也犯了与重仓个股相似的错误。如果我把全部未来押在一份工作上，那么岗位变化可能让过去的积累迅速贬值；如果我把全部能力押在某一项具体工具上，那么技术迭代可能使它失去价值；如果我只输入而不输出，那么大量阅读最终可能只停留在个人记忆中；如果我不断追逐新的方向，却不复盘和再平衡，那么所谓的成长也可能只是频繁换仓。 我开始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既然时间、工资和注意力都是稀缺资源，我应该如何配置它们，才能使今天的投入真正改变明天的起点？这也是 Human Capital ETF 的思想起点。 我不是一件等待提高收益率的物品 有一次，我向 ChatGPT 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我每个月投入 100 美元，但不允许用于股票、基金或其他金融产品，而是用于非金融性投资，应该如何配置？回答并不复杂，大致包括书籍阅读、AI 工具订阅、技能学习、项目实践和持续输出内容。但这次看似普通的对话，让我开始重新审视“投资”这个词。 ...

——我为什么提出 The Worker Investor 与 Human Capital ETF 最近，我在 Twitter 上读到一位创作者重读《从0到1》后的笔记。原帖只是触发器；真正留在我脑中的，是书里几个彼此相连的问题：人能否用明确计划塑造未来，而不是把未来当成彩票？为什么新项目应当从一个足够小的市场开始？什么尚未成为共识、却可以被证据检验的“秘密”值得追寻？为什么产品之外还必须重视销售与分发？1 这些问题表面上属于创业，真正击中我的却不是“我要不要创办公司”，而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一个人能否主动设计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只在别人设计好的结构中提高执行效率？ Peter Thiel 把创业公司理解为围绕一项明确计划组织起来、并有机会主动设计未来的一群人。许多 worker 的日常处境则不同：我们负责完成任务，却很少决定任务为何存在；我们参与项目，却通常不拥有项目的最终方向；我们创造价值，却主要获得当期工资；我们不断提高生产率，却未必能把生产率的增长保存为自己的长期资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0到1》并不只属于创业者。它迫使我重新思考：我的职业究竟在累积什么？ 我后来把答案拆成两个相互嵌套的框架：The Worker Investor 是普通劳动者保存劳动成果、建立资产与选择权的身份和方向；Human Capital ETF 是其中用 Core、Growth、Distribution 和 Meta 配置时间、精力与能力的内部方法。前者主要回答“劳动结束以后留下什么”，后者主要回答“怎样配置那个持续产生劳动成果的人”。 一、一个越来越高效、却不必然更安全的 worker 现代职场最矛盾的地方在于，worker 拥有了比过去更强的工具，却不一定因此拥有更稳固的位置。自动化、数字化和 AI 提高了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量，但效率增长不会自动转化为个人收入、时间自由或长期所有权。 国际劳工组织 2026 年发布的十年回顾显示，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从 2015 年的 53.0% 降至 2025 年的 52.6%。这不意味着每一名 worker 的绝对收入都下降，也不能用来衡量某个人的具体贡献；它说明的是，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功能性分配中，流向劳动的相对份额在这十年里略有下降。2 AI 可能进一步改变这种分配，但方向并不单一。一篇 IMF 工作论文使用英国家庭数据和任务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如果 AI 替代高收入岗位中的任务，工资差距可能缩小；如果 AI 与高收入劳动高度互补，较高收入者的生产率和劳动收入反而可能增长得更快。与此同时，在模型中，AI 带来的资本需求和资本回报上升，会因为资产持有本来就高度集中而扩大财富差距。换言之，AI 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取决于替代与互补的强弱，对财富差距的影响则与谁拥有资本密切相关。3 于是，一个 worker 可能出现一种奇怪的处境。假设他借助 AI 完成了过去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他并不会自动获得两倍工资或一半工作时间，反而可能迎来更高的产出标准。工具增强了 worker，却不一定增强 worker 对增强结果的所有权。 技能组合也在持续重组。世界经济论坛《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5》的雇主调查显示，受访雇主平均预计，到 2030 年，worker 现有技能组合中 39% 将发生转变或变得过时。这是企业对未来五年的预期，不是已经观察到的统一折旧率，但它仍然说明：仅靠一次教育形成的能力组合，很难覆盖完整职业生涯。4 ...

The Worker Investor · Part I · Chapter 3 现代 Worker 的困境：我们卖掉的不只是时间 现代工作买走的，从来不只是劳动合同中标注的八小时。它还可能进一步进入一个人的内心，塑造他的注意力、情绪反应、自我评价，以及他理解他人和世界的方式。一个 worker 长期处在职责不清、边界模糊、持续高压和缺乏恢复的环境中，损失的可能不仅是时间和精力。久而久之，他甚至可能失去一种更隐蔽却更重要的东西：独立解释现实的能力。 当这种变化发生时，工作就不再只是每天需要前往的一个场所，而会逐渐变成一套被内化的认知系统。领导提出一次修改意见，可能被理解为否定；同事获得一次认可，可能被感受为威胁；一次普通的失误，也可能被当成“我没有能力”“我不适合这里”或者“所有人都在针对我”的证据。办公室仍然是原来的办公室，周围的人也未必真的发生了变化，但一个人感受到的世界已经开始变得不同。 这也是“我们卖掉的不只是八小时”这句话更深层的含义。Worker 交付的不仅是某个时间段内的劳动，还可能在长期适应组织的过程中，逐渐交出自己的注意力边界、情绪边界，乃至定义自身价值的权力。如果一个人的收入、身份、价值感和未来可能性都集中在一份工作中，那么这份工作拥有的就不只是他的时间，也开始拥有解释他的权力。 2006 年的电影《寂静岭》，为这种本来不容易被看见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极具表现力的隐喻。在电影结尾，Rose 明明已经找到了女儿 Sharon，也带着她开车离开了那座被灰雾笼罩的小镇。她回到了自己的家，丈夫 Christopher 也站在同一栋房子里，但他们却处在两个彼此重叠、无法相见的世界中。Rose 看似已经离开了寂静岭，实际上却依然生活在由寂静岭延伸出来的灰雾世界里。 这个结尾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只是人物为什么没有回到现实，而是它揭示了一种可能：**一个人即使已经离开了制造痛苦的地方，也可能依然生活在由那段痛苦塑造出来的世界里。**地点可以离开，关系可以中断，工作也可以辞掉，但过去形成的警觉、防御、自我否定和威胁感，未必会随之消失。一个人可能已经离开那家公司，却依然会因为消息提示音而紧张；他可能已经进入周末，却仍然因为没有工作而感到负罪；他可能已经更换领导，却仍然下意识地把每一次反馈理解为危险。 因此，《寂静岭》在这里并不是一部需要被完整解读的电影，而是一面镜子。它把一种现代工作中的隐性后果变得可见：当压力长期得不到处理，它就可能不再只是发生在人的身上，而是逐渐变成人所生活的环境。 电影中的灰雾、铁锈、怪物与黑暗世界，都是 Alessa 所经历的羞辱、迫害、恐惧和仇恨的外化。这些情绪原本只是她内心的体验，但它们不断累积，最终像是拥有了自己的形态、意志和行动能力。Dark Alessa 可以被理解为痛苦与仇恨的人格化。 所谓人格化，就是原本没有人格的事物逐渐获得主体性。焦虑会“告诉”一个人他还不够优秀，恐惧会“命令”一个人保持警惕，仇恨会“要求”一个人完成报复。这些情绪原本没有嘴巴、身体和独立意志，但当它们被持续强化时，就可能逐渐形成自己的声音，反过来决定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理解别人，以及理解整个世界。 现代职场中的 burnout 也可能呈现出相似的变化。一个人最初只是感到疲惫，后来可能变成“我不能停下来”；最初只是担心出错，后来可能变成“任何错误都会证明我没有价值”；最初只是对某个人缺乏信任，后来可能变成“所有人都在争夺资源，没有人真正值得相信”。到这个阶段，情绪已经不再只是短暂的感受，而开始成为一套持续运行的解释系统。 现实中的办公室当然不会真的出现灰雾和怪物，但一个人可能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黑暗森林”。他开始把领导视为威胁，把同事视为竞争者，把合作理解为责任转移，把休息理解为落后，把承认困难理解为暴露弱点。外部现实并没有完全变成敌人，但在他的认知中，越来越多的人和事都被重新编码为风险。 这并不意味着高压工作必然会让一个人变得具有攻击性，也不意味着所有职业倦怠都会发展为对他人或者自己的伤害。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高要求、低控制感、职责模糊、边界缺失和长期恢复不足同时存在时，一个人会越来越容易进入持续防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大脑不断搜索威胁，人的耐心、信任和同理心开始下降，原本中性的事件也更容易被赋予敌意。 一个刚进入职场的新人，最初可能只是想把事情做好。他愿意多承担任务，也希望通过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当“多做一点”逐渐变成没有终点的责任扩张，当积极被视为理所当然，当一个人表现出的能力只为他换来更多工作，而不是更清晰的成长路径，他就可能开始怀疑：是不是只要我表现出能力，别人就会继续把任务推给我？是不是同事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合作，而只是在相互转移责任？是不是任何一次放松，都会成为自己被替代或者被淘汰的理由？ 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发生了变化。这个 worker 最初面对的或许只是一套有缺陷的管理系统，但长期生活其中之后，这套系统可能被他内化成了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工作的边界消失了，因为工作已经不再只存在于办公室里，而开始存在于他的警觉、猜测、习惯和自我评价之中。 但问题还不止于工作环境如何进入一个人的内心。现代职场中还存在一个方向相反、却与之同时发生的过程：一方面，焦虑、恐惧和愤怒在 worker 的内心不断获得声音和力量；另一方面，worker 本人却在组织系统中逐渐失去完整的人格，被压缩成岗位、成本、编号和绩效数据。前一种过程可以理解为情绪的“人格化”，后一种过程则可以理解为人的“去人格化”。 在临床心理学中，去人格化可能指一个人感觉自己不像自己，仿佛从外部观察自己的身体和行为；在职业倦怠的语境中，它更多表现为情感上的疏离、冷漠和犬儒化。一个人为了减少持续的情绪消耗，开始降低自己与工作对象之间的情感连接。医生眼中的病人可能逐渐变成床位编号，客服面对的顾客可能变成当天的第几百个工单，项目成员面对的同事也可能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只是流程中的接口、进度表上的责任人，或者妨碍任务完成的变量。 如果继续把这个概念放到组织系统中观察，还可以看到一种更广泛的对象化过程。一个原本拥有经历、情绪、目标、关系和家庭责任的人，在组织中被逐渐压缩为一个岗位、一个 headcount、一项成本或者一组绩效数据。客户被转化为 ticket，项目被转化为节点，员工被转化为 FTE，人的价值被不断翻译成可以比较、计算和替换的指标。 如果说人格化是原本没有人格的东西获得了主体性，那么去人格化就是原本作为主体的人，被降低为一个可以被处理的对象。这两种过程可能同时发生：一个人的焦虑、恐惧和愤怒，在内心越来越像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主体；与此同时，这个人在组织中却越来越像一项资源、一个岗位或者一组可以被管理的数据。情绪在不断主体化，人却在不断对象化。内在世界越来越被情绪主导，外在世界却越来越不把他当作一个完整的人，这构成了现代 worker 身上一种深刻的矛盾。 因此，现代工作真正买走的，可能远远不只是劳动合同中标注的八小时。它还在持续塑造一个人的注意力结构、风险感知、情绪反应、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的价值。工作不仅占用时间，也可能进入人格；不仅消耗体力，也可能改变一个人看待世界的颜色。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即使离开了办公室，也没有真正离开工作。消息提示音仍然会让他紧张，周末的空闲会让他产生负罪感，领导没有回复会让他反复猜测，休假期间也会担心自己是否正在失去竞争力。工作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外部场所，而是被内化成了一套持续运行的解释系统。就像 Rose 已经离开了寂静岭，却依然生活在灰雾世界中，一个人也可能已经下班、离职，甚至更换了工作，却仍然被上一套工作系统塑造出来的反应模式所包围。 这也是《The Worker Investor》必须讨论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把 worker 理解为一个领取工资、完成任务和进行消费的人。Worker 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被工作环境塑造、又需要主动保护自身主体性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全部价值感、收入来源、社会身份和未来可能性，都集中在一份工作之中，那么这份工作就不仅拥有他的劳动时间，也逐渐拥有了定义他的权力。 所谓定义他的权力，并不只是组织能够决定他的薪资、职位或者绩效等级，而是组织的评价开始成为他理解自己的主要依据。一次晋升证明自己有价值，一次绩效下降则像是对整个人的否定；领导的认可使他感到安全，领导的沉默则让他怀疑自己的位置。原本只是组织内部的一套管理工具，最终可能被一个人内化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 从这个角度看，资产的意义也需要被重新理解。资产当然可以提供收入、回报和财务安全，但它的价值并不止于此。资产还可以成为一种认知缓冲器和第二支点。当一个人拥有一定的金融资产，他不必把每一次绩效变化都理解为生存危机；当一个人积累了可迁移的人力资本，他不必把某一个岗位的评价当成对自己全部能力的裁决；当一个人拥有知识资产、作品资产和分发渠道，他就不再只能通过组织内部的职位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金融资产降低生存依赖，人力资本提高迁移能力，知识资产保存经验，作品资产形成长期积累，分发资产建立独立表达，系统资产减少重复劳动。这些资产共同提供的，不只是更多收入，而是一种对时间、风险和身份的重新掌控。它们让一个人逐渐获得能力，不再让单一组织垄断自己对世界的解释权。 因此，Worker Investor 并不是一个“在工作之外炒股的人”，也不是一个急于逃离职场的人。它代表的是一种更完整的主体意识：一个人可以继续工作，也可以从工作中学习、创造并获得价值，但他不会把自己的全部人格交给工作系统。他会把工资的一部分转化为金融资产，把经验的一部分转化为知识资产，把能力的一部分转化为可迁移的人力资本，把表达的一部分转化为作品和分发资产，并逐渐建立起不依赖单一岗位的未来选择权。 ...

The Worker Investor begins by rejecting a false choice. We are often encouraged to imagine that a worker and an investor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A worker sells time, completes assigned tasks, receives a salary, and lives inside an institution. An investor owns assets, allocates capital, and benefits from systems that can continue operating without his or her direct labor. For most people, however, the transition is not so clean. We do not stop being workers one day and become investors the next. We still need salaries, professional skills, institutions, colleagues, and the structure that work provides. The more realistic question is whether a person can remain a worker while gradually learning to think and act like an inves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