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wnership

——复利、流量与 The Worker Investor 的完整逻辑 最近看到一个人在讲复利。 他说，阅读有复利，写作有复利，存钱有复利，运动也有复利。只要每天做一点正确的事情，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微小的投入就会被时间不断放大。 这种表达并没有错。它比追求即时回报更接近长期成长的真实规律，也能帮助人摆脱“做一件事马上就要看到结果”的焦虑。但听完以后，我想到的不是怎样把这些好习惯坚持得更久，而是另一个问题：阅读、写作、存钱和运动为什么会产生复利？只要长期重复一件有益的事，就一定叫复利吗？ 如果一个人每天阅读，却没有留下任何概念、判断和知识结构；每天写作，却从不整理、发布或再次使用；每月存钱，却让现金长期闲置并不断损失购买力；持续运动，却因为错误训练、睡眠不足和过度透支损害身体，那么“长期坚持”显然不会自动产生复利。 我们经常把持续投入、线性积累、能力形成、成果资产化、正向反馈和真正的复利混在一起。也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我进一步理解了 The Worker Investor 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一个主要依靠工资生活的普通 Worker，怎样才能不让自己的劳动一次次发生、一次次结算、一次次消失，而是逐渐把它转化为存量、资产、所有权和未来选择权？ 在《让今天的劳动继续参与未来》里，我从复利的历史出发，讨论时间如何进入债务、估值、投资与个人成长。这篇文章继续追问：如果离开金融公式，究竟什么样的个人系统才真正具有复利结构？ ...

整理 Kindle 笔记时，我发现自己在 The Millionaire Fastlane（《百万富翁快车道》）里留下了 637 条高亮。它是全部五十五本书中标注最多的一本，甚至占到了全部笔记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件事并不难理解。这本书准确击中了我参加工作以后逐渐感受到的不安：如果收入始终依赖我继续投入时间，那么无论工资怎样提高，我的生活是否仍然没有脱离同一种结构？ 《百万富翁快车道》把传统的财富道路概括为：找到一份工作，保持节俭，把钱投入市场，等待几十年以后退休。DeMarco 认为，这条道路把太多希望寄托在个人无法控制的就业市场、股票市场和漫长时间上；他提出的替代路径，是建立满足真实需求、具有控制权、进入壁垒、时间脱钩和规模潜力的商业系统。1 我认同它提出的问题，却没有完全接受它给出的处方。我仍然是一名 worker，仍然需要工资，也仍然从工作中获得专业训练、现实经验和最初的本金。对我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怎样尽快证明上班是一条错误道路，而是：一个暂时离不开工资的普通 worker，能不能在继续工作的同时，逐步获得属于自己的杠杆？ 这正是 The Worker Investor 与《百万富翁快车道》开始分岔的地方。 一、我同意它的诊断：时间绑定是一种真实风险 工资最常见的结构并不复杂。劳动者投入时间、技能、注意力和责任，组织支付工资。提高专业能力、晋升或进入更高价值的行业，可以提高单位时间的价格，却不能自动解除收入与劳动的联系。如果一个人的全部收入、医疗保障、职业身份、社会关系和未来想象都依赖同一个岗位，那么他面对的并不只是“工资够不够高”的问题，而是一种集中风险。 今天完成工作，今天获得结算；下个月仍然需要收入，就要继续出售下一段时间。过去的工作当然会留下经验，但经验不会自动变成可以跨越组织的能力、作品或所有权。一个人可能工作很多年，却依然在重复同一条循环： 出售时间 → 完成任务 → 获得工资 → 消耗工资 → 再次出售时间 《百万富翁快车道》的价值，是强迫读者看见这条循环，而不是只讨论怎样在循环内部提高工资。它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判断：真正能够改变收入结构的，不只是更加努力，而是控制权、所有权和规模化。一个人的劳动如果只能被出售一次，价值就会受到个人时间的约束；如果它被写进产品、代码、媒体或可以重复运行的系统，就可能在最初劳动结束以后继续产生影响。到这里，我与 DeMarco 并没有根本分歧。 二、我不同意的是：看见工资的边界，不等于必须立刻逃离工作 问题出现在下一步。当工作被归入“慢车道”，创业被归入“快车道”以后，一个复杂的现实容易被压缩成一次身份选择：继续上班，还是建立企业；继续缓慢积累，还是尽快获得规模。 但对于普通 worker，工作并不只是束缚。它还是现金流、训练场、社会协作、行业入口和风险缓冲。一个人在没有现金储备、没有经过验证的产品、没有分发渠道，也没有承担失败的能力时离开工作，并不会自动获得自由。他可能只是把对雇主的依赖，换成对客户、平台、债务和不稳定订单的依赖。 创业当然可能创造就业、产品和新的所有权，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出口。美国劳工统计局对雇主型新设机构的跟踪显示，不同出生年份的企业五年存续率会随经济周期变化；其列出的 2006—2018 年若干企业群组，五年后仍然存续的比例约为 49.8%—57.3%。这些数字只描述美国有雇员的经营机构，不能直接等同于每位创业者的成功率，却足以提醒我们：建立企业是一种有价值、也有真实淘汰风险的路径。2 因此，The Worker Investor 不把 worker 和 entrepreneur 设成非此即彼的身份。它承认工资的边界，也承认工资的作用。工资不是自由本身，却可以成为现金储备和投资本金；工作不是最终归宿，却可以产生可迁移能力、问题素材、职业信誉和对真实系统的理解。真正需要改变的，不一定是立刻离开工作，而是劳动成果的流向。 三、一个 Worker 其实早已在使用杠杆 现代 worker 并不是完全没有杠杆。我在公司里完成一项工程工作时，背后可能已经有组织的品牌、资本、软件、设备、数据、供应链、客户关系和同事协作。没有这些条件，个人即使拥有同样的知识，也未必能够完成相同规模的任务。换句话说，我每天都在使用杠杆，只是其中大部分并不属于我。 公司给了我进入真实项目的机会，也让我借用一套个人难以独立建立的生产系统。但当职位、项目或雇佣关系结束时，这些杠杆中的大部分也会离开。我不能带走公司的数据、代码、客户、设备和商业秘密，也不应该把组织的成果误认为个人资产。 这让我意识到，“有没有杠杆”并不是最准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区分三种东西： 借来的杠杆，是组织暂时提供的品牌、资本、设备、渠道、团队和权力。它们能放大我当下的产出，却不一定改善离开组织后的起点。 可携带的杠杆，是工作过程中逐渐沉淀在个人身上的专业能力、判断力、解决问题的方法、合作信誉和对行业的理解。它们不能与个人分离，却可以跨越岗位继续使用。 拥有的杠杆，是个人合法拥有并能够持续配置的金融资产、公开作品、网站、通用工具、内容渠道、知识产权和自动化系统。它们可能失败，也需要维护，但至少不会在一次组织关系结束时自动归零。 因此，The Worker Investor 的任务不是拒绝使用组织的杠杆，而是在认真完成组织任务的同时，逐步积累合规、可迁移并最终能够拥有的东西。 Worker 使用组织的杠杆完成工作；Worker Investor 还会检查，这段工作为自己的未来留下了什么。 四、普通人的第一层杠杆，是提高单位时间的价值 我不认为所有杠杆都能让人立即脱离时间。专业能力通常只是提高一个小时的市场价格。工程知识、行业经验、英语、沟通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都可能让劳动者获得更高收入和更多职业选择，但身体停止工作以后，这些能力通常也会暂时停止产生现金流。从“收入是否与时间脱钩”来看，它还不够理想；从普通人的现实路径来看，它却往往是无法跳过的第一层。 更高质量的专业能力可以增加工资、缩短任务时间、提高议价能力，也能为后续投资、试验和创作提供本金。它的意义不只是“成为更好的员工”，而是扩大一个人能够配置的剩余。 ...

引言：劳动创造财富，但劳动者未必能够保存财富 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这本书开篇便指出，一个社会每年能够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最终来自这个社会的年度劳动，或者来自用劳动成果向其他社会交换而来的产品。换言之，在一切复杂的货币、资本、企业和市场结构之前，财富首先来自人的劳动。1 但这只是问题的第一步。劳动创造财富，并不意味着劳动者能够自动获得全部劳动成果；一个人接受教育，也不意味着这些教育会自动转化为收入；一个人拥有知识和技能，更不意味着市场一定能够发现、理解并购买这些能力。 劳动与收益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天然、直接、无摩擦的通道。两者之间隔着资本、所有权、市场、组织、分工、信任、分发与议价权。这正是我提出 The Worker Investor 和 Human Capital ETF 所试图回答的问题：The Worker Investor 是普通劳动者面对现实经济结构时的一种选择；Human Capital ETF 则是完成这种身份转变的一套核心方法。 The Worker Investor 回答的是：为什么一个依靠工资生活的人，不能永远只做一个领取工资的 worker？Human Capital ETF 回答的是：当一个人决定不再只依赖工资时，他应该如何配置自己的时间、能力、健康、现金流、作品和市场连接？ 一、《国富论》真正提出的问题：劳动成果最终归谁所有 在《国富论》中，斯密并没有把工资、利润和地租混为一谈。他指出，在土地尚未被占有、资本尚未积累的假想状态中，劳动成果可以全部属于劳动者；但当土地和资本分别由不同主体所有之后，商品价格通常会分解为工资、利润与地租。资本利润并不是管理劳动的另一种工资，而是按投入资本的价值与规模来调节；资本投入也承担风险。2 这意味着，劳动与收益的关系从来都不只是：工作多少小时，就获得多少收入。更完整的关系是：劳动创造价值，组织安排生产，资本提供等待与工具，市场决定能否交换，所有权决定新增价值最终流向谁。 现代劳动者通常拥有自己的劳动能力，却不拥有完成生产所必需的全部条件：厂房、机器、材料、客户、品牌、平台、数据、分发网络和用于等待回款的资本，往往掌握在组织手中。因此，工资不是劳动者创造的全部价值，而是劳动者在特定所有权结构和谈判关系中，获得的一种收入。 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利润天然不合理。资本确实承担了材料、设备、失败、库存和等待的风险。问题在于，当一个人的全部收入都来自工资时，他就只参与了价值创造，却极少参与价值存量的所有与增长。这构成了普通 worker 最根本的结构性处境：他依靠自己的时间创造价值，却必须依靠别人拥有的资本，才能让这些价值进入生产和交换。 二、工资是流量，资本是等待能力 斯密在讨论劳动者与雇主的工资谈判时，指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对称：双方长期都需要对方，但他们承受等待的能力不同。雇主通常拥有已经积累的存量，即使暂时不雇佣工人，也可以维持较长时间；很多劳动者如果失去工作，却难以维持数周或数月。因而，在冲突中，资本所有者往往能够 “hold out much longer”。3 这揭示了储蓄和资本最原始的功能。资本首先不是收益率，不是股票代码，也不是复杂的金融产品。资本最基础的作用是：让一个人能够等待。 能够等待，意味着可以拒绝明显不合理的条件，可以离开一份持续伤害自己的工作，可以花时间寻找更合适的机会，可以承担一次转型失败，也可以把一部分时间投入暂时没有收入的学习、创作和产品开发。所以储蓄不只是一种消费美德，它还是一种议价资本。 工资解决的是今天的生存，储蓄购买的是未来的时间，资本扩展的是个人可以选择的行动范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The Worker Investor 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口号。它首先是一种现实判断：只拥有劳动流量的人，必须不断出售当下；拥有一定存量的人，才开始拥有等待、拒绝和选择的能力。 The Worker Investor 并不要求每个劳动者立刻辞职创业，也不要求普通人通过高风险投资迅速成为资本所有者。它要求的只是一个缓慢但重要的方向变化：劳动者开始将一部分工资、时间和经验，转化为离开当前岗位后仍然属于自己的存量。这种存量可以是应急资金、分散化的长期金融资产，也可以是可迁移技能、公开作品、软件工具、内容品牌、信誉、客户关系和能够重复运行的系统。 三、The Worker Investor：不是逃离工作，而是改变收入结构 斯密曾描述一种相对少见的独立劳动者：他拥有足够的存量购买材料，也能够在产品售出之前维持自己的生活，因此既是劳动者，也是资本的所有者，可以同时获得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4 这可以被视为 The Worker Investor 的早期原型。 现代 The Worker Investor 不一定拥有工厂，也不一定直接雇佣他人。他的关键变化是：不再让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只依附于下一次发薪日。 普通 worker 的基本循环是：工作 → 获得工资 → 消费 → 再次工作。 ...

——我为什么提出 The Worker Investor 与 Human Capital ETF 最近，我在 Twitter 上读到一位创作者重读《从0到1》后的笔记。原帖只是触发器；真正留在我脑中的，是书里几个彼此相连的问题：人能否用明确计划塑造未来，而不是把未来当成彩票？为什么新项目应当从一个足够小的市场开始？什么尚未成为共识、却可以被证据检验的“秘密”值得追寻？为什么产品之外还必须重视销售与分发？1 这些问题表面上属于创业，真正击中我的却不是“我要不要创办公司”，而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一个人能否主动设计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只在别人设计好的结构中提高执行效率？ Peter Thiel 把创业公司理解为围绕一项明确计划组织起来、并有机会主动设计未来的一群人。许多 worker 的日常处境则不同：我们负责完成任务，却很少决定任务为何存在；我们参与项目，却通常不拥有项目的最终方向；我们创造价值，却主要获得当期工资；我们不断提高生产率，却未必能把生产率的增长保存为自己的长期资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0到1》并不只属于创业者。它迫使我重新思考：我的职业究竟在累积什么？ 我后来把答案拆成两个相互嵌套的框架：The Worker Investor 是普通劳动者保存劳动成果、建立资产与选择权的身份和方向；Human Capital ETF 是其中用 Core、Growth、Distribution 和 Meta 配置时间、精力与能力的内部方法。前者主要回答“劳动结束以后留下什么”，后者主要回答“怎样配置那个持续产生劳动成果的人”。 一、一个越来越高效、却不必然更安全的 worker 现代职场最矛盾的地方在于，worker 拥有了比过去更强的工具，却不一定因此拥有更稳固的位置。自动化、数字化和 AI 提高了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量，但效率增长不会自动转化为个人收入、时间自由或长期所有权。 国际劳工组织 2026 年发布的十年回顾显示，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从 2015 年的 53.0% 降至 2025 年的 52.6%。这不意味着每一名 worker 的绝对收入都下降，也不能用来衡量某个人的具体贡献；它说明的是，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功能性分配中，流向劳动的相对份额在这十年里略有下降。2 AI 可能进一步改变这种分配，但方向并不单一。一篇 IMF 工作论文使用英国家庭数据和任务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如果 AI 替代高收入岗位中的任务，工资差距可能缩小；如果 AI 与高收入劳动高度互补，较高收入者的生产率和劳动收入反而可能增长得更快。与此同时，在模型中，AI 带来的资本需求和资本回报上升，会因为资产持有本来就高度集中而扩大财富差距。换言之，AI 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取决于替代与互补的强弱，对财富差距的影响则与谁拥有资本密切相关。3 于是，一个 worker 可能出现一种奇怪的处境。假设他借助 AI 完成了过去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他并不会自动获得两倍工资或一半工作时间，反而可能迎来更高的产出标准。工具增强了 worker，却不一定增强 worker 对增强结果的所有权。 技能组合也在持续重组。世界经济论坛《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5》的雇主调查显示，受访雇主平均预计，到 2030 年，worker 现有技能组合中 39% 将发生转变或变得过时。这是企业对未来五年的预期，不是已经观察到的统一折旧率，但它仍然说明：仅靠一次教育形成的能力组合，很难覆盖完整职业生涯。4 ...

——从使用 AI，到拥有生产率的残余 在上一篇文章里，我把人类知识比作《火影忍者》中散落在世界各处的查克拉，把不同的大模型比作拥有不同能力、规模和性格的尾兽。这个比喻帮助我理解：模型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一个能够吸收、压缩、重新组织并调用知识的认知容器。 但如果继续追问，就会遇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尾兽的查克拉来自哪里？又是谁拥有尾兽？ 在《火影忍者》的设定中，十尾可以转化为神树，神树的根则会从星球上的生命吸收查克拉。1 今天的大语言模型也呈现出一种相似的结构：它先从人类已经写下的文字、代码、图像和知识中学习模式；进入现实世界以后，又通过评测、反馈和具体工作流程，越来越深入地参与人类如何表达、判断与完成任务。 这不意味着每一次对话都会直接进入下一轮基础模型训练。不同产品、账户类型与隐私设置的数据政策并不相同：以 OpenAI 的公开政策为例，个人服务中的内容可能用于改进模型并允许用户退出，企业产品与 API 的输入输出则默认不用于训练，除非客户明确选择共享。2 更准确的说法是，在获得授权或用户主动提交反馈时，评测结果、错误报告、使用模式和任务分布都可能成为产品改进的信号。 数字劳动研究也提醒我们，价值生产不只发生在传统办公室和正式工时里。一层是数据标注、内容审核、转录和数据处理等有偿却常被外包、拆分的微任务；另一层是用户生成内容、评价、点击与反馈等参与活动，其中一部分会被平台转化为数据和产品改进信号。不过，后一类活动是否应当一概称为“劳动”，本身仍是研究中的争论。3 因此，AI 不只是一只储存知识的尾兽。它正在成为一只学习如何工作的十尾。 现代 worker 真正需要面对的，不只是这只十尾是否强大，而是：当越来越多人的知识、判断和劳动方式被写入系统，这些能力最终会沉淀在哪里？它们会成为劳动者可以携带的生产资料，还是主要成为少数组织拥有的资本？ 这把我们带回马克思关于机器、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分析，并由此引出本文的两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下面两个问法并不是马克思原文中的固定表述，而是我依据他的机器分析所作的当代转写。 一、机器替代部分劳动以后，原来支付工资的资本去了哪里？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并不只是静止的金钱，而是进入循环并追求增殖的价值。本文进一步关心的是：谁控制生产条件，谁又能够对未来产出提出索取。后者是我在 AI 时代对资本关系的延伸理解，并不是马克思对资本的直接定义。4 马克思把生产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这里的“不变”和“可变”，不是现代财务会计中的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 不变资本是转化为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工具和厂房等生产资料的资本。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这些生产资料在特定生产过程中把既有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却不会凭自身创造超过原有价值的新价值。可变资本则是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通常表现为工资支出。它之所以“可变”，是因为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使用能够再生产自身价值的等价物，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创造超过它的剩余价值。4 因此，在马克思讨论的机器化场景中，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岗位减少，还有一部分资本形态的转化： 部分可变资本 v → 不变资本 c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第六节，用一家假设的壁纸工场说明所谓“补偿论”的问题。工场原有 6,000 英镑资本，其中 3,000 英镑购买原材料，另有 3,000 英镑雇用 100 名工人，每人年工资 30 英镑。引入价值 1,500 英镑的机器后，工场只保留 50 名工人。总资本仍是 6,000 英镑，但工资支出从 3,000 英镑降到 1,500 英镑，机器与原材料所占资本则提高到 4,500 英镑。这个算例为说明理论而构造，也明确省略了厂房、煤等项目，不应被当作现代企业的完整会计模型。5 被解雇的 50 名工人并没有使对应资本自动成为重新雇用他们的基金。原本用于购买其劳动力的一部分资本，已经被固定在机器中： 1,500v → 1,500c 马克思并不否认机器可能在其他部门创造新工作；他否认的是，这种补偿会由原有资本自动、同时并且足额发生。新岗位不必在相同时间、相同地点，以相同技能要求和收入水平出现。即使更便宜的机器释放出一小部分资本，它也不足以自动重新雇用全部被替代者。 这里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释放”。劳动者被从岗位中释放出来，意味着他失去了工资；资本被释放出来重新购买劳动，则未必发生。技术可以释放人的时间，但如果收入没有随着时间一起被释放，所谓闲暇就可能表现为失业、降薪或更激烈的岗位竞争。 把这一结构类比到 AI 时代，机器换了一种形态： 工资预算 → 模型、算力、软件、数据与自动化系统 这不是说模型 API、云服务和软件订阅在会计上都属于固定资产，也不是把每一笔软件费用机械地等同于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更准确的观察是：企业可能把一部分原来用于购买劳动时间的预算，转向购买或租用由外部组织控制的技术能力。生产资料不一定以厂房里一台归企业所有的机器出现，也可以成为按调用量、席位或订阅持续付费的“租赁型能力”。 假设一家企业原来需要 100 个人完成某类工作。部署模型、知识库与 Agent 后，60 个人便可能完成相同甚至更多的产出。减少的工资支出不会自动返还给另外 40 个人；它可能被投入模型调用、系统集成和数据治理，也可能变成利润、股息或下一轮资本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