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y

——从 Michael Polanyi、实践与技术史，到 AI 时代的 The Worker Investor 1935 年，Michael Polanyi 在一次访问苏联的旅程中来到莫斯科。 那时的 Polanyi 还不是后来那位因为 Personal Knowledge 和 The Tacit Dimension 而广为人知的哲学家。他首先是一名物理化学家：1891 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战期间受过医学训练并作为军医服役，后来进入德国的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s，从事吸附、晶体与反应动力学等研究。1933 年，随着德国对犹太学者的迫害加剧，他离开柏林，到曼彻斯特大学担任物理化学教授。1 Polanyi 后来回忆，访苏期间他与 Nikolai Bukharin 谈起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纯科学。Bukharin 的回答大意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和谐”中，科学家会自然地选择最有助于当前 Five-Year Plan 的研究问题。这里最值得保留的不是一句转述的政治立场，而是它对 Polanyi 提出的挑战：如果科学发现可以被完整地拆成目标、步骤和产出，那么中心计划为什么不能预先安排 discovery？2 但 Polanyi 自己做过前沿研究。他知道，进入一个真正未知的问题时，没有人能够提前写下完整流程：下一步最值得做哪个实验？一个异常只是 noise，还是新机制的入口？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一个 hypothesis，什么时候应该放弃？两个解释都符合已有数据时，哪一个更 promising？ 这些判断依赖 skill、judgment、intuition、recognition、taste、imagination 与 commitment。科学家不是沿着一张已经完成的地图前进，而是在地图尚未存在的地方，判断哪里可能有路。 这也是为什么 Polanyi 在 1962 年的 The Republic of Science 中，把科学共同体描述成一种由独立探索者通过 mutual adjustment 形成的秩序：每个人根据专业判断选择问题，同时不断依据同行的新成果调整自己的方向。它不是毫无结构的自由，也不是中心可以预先写完的生产计划。3 从莫斯科开始的政治问题，最终变成了一个认识论问题：人在发现未知时，究竟依靠什么？ ...